很高興能參加這次由安寧照顧基金會所主辦的日本參訪活動，也感謝安寧中心的長官給我這個機會和同事的大力支持，讓我能放心地暫時離開自己的崗位。這次參訪團的成員多是醫院裡主管級的專業人員和安寧的前輩，不但從大家的討論和分享中得到很多，讓我有機會透過不同層面和角度來看安寧療護和團隊運作，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們的學習態度，在這五天辛苦而嚴謹的參訪行程中，每天早晨到達醫院之前，就有黃醫師在車上為大家做的參訪簡報，介紹即將要參訪醫院的背景資料，在結束參訪驅車趕往下一個定點的途中，連車上的午休時間也都有限定哦，因為馬上要對早上的參訪做心得的分享和討論，最令人敬佩的是台中榮總的團隊，他們的醫師、護理人員和義工們還利用晚上的休息時間做小組的討論和報告。連導遊黃小姐都感染參訪團中學習的熱力，也賣力地抓住機會為大家介紹日本的文化歷史和風情。
這次參訪對我來說，是看看別人，想想自己。基金會安排了五家很不一樣的安寧病房，Yodogawa醫院基督教的舊大樓、聖隸醫院基督教的新病房、和平之屋獨立式的安寧病房、長崗西病院佛教式的病房到國家級的國家癌症中心，讓我們看到各種的可能性，來思考台灣安寧發展的出路及團隊合作的可能模式，在我們其中有一位建築師同行，他或許會建構台灣第一座的獨立式安寧病房，開啟台灣安寧發展的新頁。日本的安寧運動比台灣早將近十年，日本人擅於將外來的產品吸收轉化成為自己的東西，就像是有名的神戶牛排，雖然聽起來是西餐，可是吃法及菜色已經大為不同，不但沙拉的做法與西方完全不同，就連牛排也是用筷子來吃，上桌之前就已經一塊塊切好，而且還附上一碗飯呢。在這個文化融合的過程中，有哪些是值得我們借鏡和參考的地方？因為同樣在西方文化洪流的衝擊下，日本人似乎比較能夠站穩自己的位置，在西方與傳統文化中取得平衡，和服與西裝並存，歌妓和搖滾樂手相安。然而在台灣，傳統文化和精神似乎被衝擊地蕩然無存，即使是最傳統的廟宇建築和廟會活動，也到處可見數層樓的水泥壁面和電子花車等等很奇怪的現象。
這樣的影響不但呈現在硬體方面，也左右了軟體的服務。在病房設備的部份，這五家醫院都有一些共同的設備是台灣所沒有的，其一就是家庭式泡湯用的洗澡間，提供給具有行動能力的病人以及家屬使用，因為泡湯對日本人來說，是生活中很重要的部份，它給家人彼此溝通和談心的時間，除了身體的坦呈之外，也是一個機會讓家人把心裡話講出來，而這樣的溝通對於正在面臨死亡危機的家庭是有非常正面的效果的（布雷蕭，1997）；其二是家屬休息室，萬一病人情況危及，家屬想陪病人過夜的話，醫院都留有房間給家屬使用，也都是和式的；另一個特別的部份是，醫院也準備了和式的病房，這不僅僅在病房設計之初就要考慮進去，也要所有的醫護人員對安寧有一個共同的承諾，他們願意為了病人的一個滿足，去忍受進出和式病房時不斷拖鞋穿鞋繁瑣的不便。在軟體的服務比較明顯的就表現在悲傷輔導的部份，因為在日本人的習俗裡面，假如病人是在醫院過世，過世後的第七天和第四十九天，家屬都必須回到醫院裡去，所以病人的主治醫師、主責護士以及跟病人比較熟捻的護理人員都會在那天安排一段時間來和家屬們聊一聊，第七天是悲傷剛發生的急性期，第四十九天則是家屬正在學習如何長期和悲傷相處的時機，團隊人員不但可以利用這些機會做好悲傷的評估和協助，也可以和家屬建立好日後繼續追蹤輔導的模式，所以在日本不需要社工師專門來統籌悲傷輔導的部份，英國學者Tony Walter也提過最適合幫助悲傷家屬的是認識病人、曾經陪病人走過一段生命歷程的人（Walter, 1996），護理人員很明顯地比社工師來得合適的多了。
文化的移植就像是樹木的移植一樣，除了對本土的風俗民情要了解之外，移植文化的特性和生命也要清楚，更重要的是我們究竟期待這棵樹在移植之後能夠長成什麼樣子。自從我踏入安寧這個領域這幾年來，都只是知道安寧的起源是從Dame Cicely Saunders創立St. Christopher Hospice開始，也沒有想過要去研究Saunders的成長背景和安寧病房的發展過程，聖隸醫院的所長如數家珍地為我們介紹這些歷史，當然也包括他們醫院本身的一個發展史，當我們能夠透過歷史把人從環境中抽離的時候，似乎就比較不會迷失在眼前的堆積如山的工作裡面，能夠有所取捨，去看到自己在這個大歷史裡能扮演的位置和任務。更令我覺得很棒的是日本很多的安寧病房會給自己描述一個願景，作為整個安寧病房努力的目標，使團隊裡每一個成員都有個共同努力的方向，一旦團隊遇到一些疑惑和困難時，這樣的願景也可以幫助團隊做決定和擬定計畫，就像聖隸醫院的安寧病房的中心目標是「所謂安寧，並不只是為了去除肉體的苦痛做的一種醫療行為，而是希望能藉由這樣一個過程，幫助其減輕精神上的苦痛、孤獨、不安感，讓患者及其家人共同思考生命的意義，讓他們在人生最後的旅途上，走得更有尊嚴，活出生命真正的價值」（聖隸，1997）；雖然我們在台灣也講四全，全人全程全家和全隊，全人還包括身心靈三個部份，但是這些描述的都只是安寧的範圍，有這麼樣大的範圍可以努力，可是有時候卻看不見自己在努力些什麼？我們做到了些什麼？又有哪些是沒有做到的？我們這麼做夠嗎？還是已經做的太過？
一個團隊的成功與否在於團隊是否能滿足病人和家屬的丟出來的種種需要，只要團隊裡面有人可以去承接病人及家屬的需要，不管是醫師、護士或是其他專業人員，並且努力去滿足他，而不在於團隊裡面有哪些的成員，就像是日本的安寧團隊裡面，社工師似乎是個可有可無的成員，可是團隊仍然可以把病人和家屬的社會心理問題處理的很好。團隊的定義可以是廣義的，它不僅包含核心的專業人員，也可以把病家的親屬朋友包含進來，甚至是社會福利制度和健保福利制度等等社會網絡。這些是病家原來有的社會人際資源，當家裡面有人生病，整個家庭面臨一個重大的危機，在原來的支持系統無法負擔的情況下，這時候才需要團隊出面，一方面提供醫療的協助，另一方面協助病家處理因面臨死亡造成的家庭重大危機，所以團隊的目的應該在於增強病家原有的能力和支持系統，含有empowerment 的意涵在裡面，而不是用團隊來取代家庭原有的支持系統，團隊是來幫助病人和家屬做決定，而不是替病人和家屬做決定；是幫助病人和家屬去面對危機，而不是替病人和家屬解決這樣的危機（Adam, 1996）。
安寧療護在台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安寧需要醫師、護理人員和其他專業人員全心的投入在每一個病人身上，其實病人最需要還是醫師，可是在台灣目前的醫療體制下，醫師的收入取決於他看的病人數，他不能像日本的醫生，可以沒有壓力地把時間花在一個病人身上，因此需要其他專業人員的協助，然而醫院在營利為主導的理念經營下，多一個護理或其他專業人員的人力，就是多一項成本的負擔，假如最終一定要轉嫁到使用者身上的話，安寧終究要走到貴族醫療的路上，除非政府願意負擔這樣的成本，才有可能讓安寧變成是所有人在生命末期的一個選擇。再者，安寧療護本身的未來又在哪裡？在生物科技和基因技術越來越進步的未來，癌症有沒有可能被克服？器官可以不斷地被替換，基因可以被修補，人會不會像聖經創世紀裡面提到的一樣，都會有好幾百歲的壽命，那時候還需要安寧療護嗎？我找不到答案。
參考書目：
1. 約翰、布雷蕭(John Bradshaw)著，鄭玉英，趙家玉譯，家庭秘密：重返家園的新契機，張老師文化，民86。
2. T. Walter (1996), “A new model of grief: bereavement and biography”, Mortality, Vol. 1, No. 1.
3.總合病院 聖隸三方原病院 聖隸Hospice（1997）聖隸Hospice簡介，未出版。
4. R. Adam (1996) Social Work and Empowerment, 2nd edi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本文曾刊載於安寧基金會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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