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安寧病房工作之後,曾經有些人問我一個問題,包含我媽,他們問:「在安寧病房有沒有對你造成什麼影響?或者改變你什麼?」朋友或許是好奇,我媽則是出自於關心,她擔心兒子經常和死亡這麼靠近,會不會覺得人生沒有希望,產生負面的人生觀。
對於這個問題,我常常這樣子回答:「人固執的程度有時候不是我們自己所能理解的。或許今天一個照顧很久的病人過世,我會難過,心裡面會升起一個感受說,人生有什麼好計較、好生氣的,當人死的時候,什麼也帶不走,何不讓自己的生活輕鬆快樂一些。可是稍晚下班之後,走到十字路口,看到摩托車騎士不肯禮讓,造成行人很大的不便和危險的時候,我還是會很生氣,想要破口罵人,不過是幾十分鐘的時間,我顯然就忘記了別人用生命教導我的事情。死亡的確會影響我看待生活的方式,可是受影響的時間似乎並不夠長。」雖然這些日子以來,我覺得自己沒什麼改變,不過有空的時候,還是會停下來再看看自己。
我經常想起在英國安寧病房實習的老師約翰,他是安寧病房的社工師,負責病房和居家的社會心理照顧和悲傷輔導,當時他已經四十歲左右,雖然英國社工師的薪水比台灣來得高,可是這樣年紀的男人還在機構裡面做一位基層工作人員,我不太能理解,私底下我曾經問他對人生或工作有沒有什麼計畫?他說目前的工作就很好了,他並不想當主管或什麼的,如何把居家裝飾地更舒適、怎麼安排下一次旅行,才是他關心的事情,他跟我談的是如何享受生活。
結束學業之後我直接投入病房,一段時間之後發現,在台灣工作跟掉入泥沼一樣,會讓人越陷越深,那種感覺好像是走在上班時間的東京街頭,有一波一波的人群在推著你,不由自主地往前疾行,即使想要轉個彎或者停下腳步,都需要有極大的毅力和力氣。而名利似乎是台灣人的地下鐵入口,不管你的目的地訂在哪裡,仍然會身不由己的隨著地鐵站的標示湧去。
目標到底在哪裡?究竟要拿這麼幾十年的歲月來換些什麼,即使花了時間找到了答案,仍然會懷疑那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嗎?金錢、名聲、成就、享樂的生活,或者高尚一點,自我超越、自我成長,等到我要永遠閉上眼睛的那一天,又有什麼東西能被帶走?我究竟有沒有機會找到答案!
法蘭克(Victor . Frankl)在意義療法裡面提到一個可以用來面質病人的問題,當你就要死了,在失去意識之前,假如你有機會回顧你現在的生活,你會不會後悔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我常常拿這個問題來問自己,在我的生命裡面,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雖然我沒有辦法真的去體會臨死前的心情,但是就像余德慧所說,人只有畏懼死亡,感覺到生命的界線,才能看到生命的整體,領略活著的真正滋味〈註一〉。
註一:余德慧、石佳儀著(民92),生死學十四講,心靈工坊:台北市。
參考資料:
法蘭克(Victor . Frankl)著〈民84〉,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光啟出版。
法蘭克(Victor . Frankl)著〈民91〉,意義的呼喚,心靈工坊: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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